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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顾小棣）
顾棣简介：1928年出生于河北阜平。1940年投身革命，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八路军，到《晋察冀画报》师从沙飞、石少华学习新闻摄影。1944年至1958年，先后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从事暗室、通联、编辑、档案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尉军衔。1958年由北京转业山西，历任《山西文化》、《山西戏剧》、山西人民出版社专职摄影记者兼编辑，《山西画报》总编辑，山西省文联委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1987年被评为编审。
发表摄影作品六千五百余幅、文章百余篇。1996年获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中国民俗摄影博学会士”名衔；1997年个人传略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1998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颁发的“中国新闻摄影学术活动突出贡献奖”；2004年在太原举办“顾棣摄影艺术生涯60周年回顾展”，被山西摄影家协会授予“人民摄影家”称号；2005年被评选为年度中国摄影界九大焦点人物之一，9月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9年3月获第二届沙飞摄影奖特别贡献奖；2012年5月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9月获第十一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致敬奖。2014年中国摄协主办顾棣从影70周年特别展，2021年中国摄协、河北文联主办“陈勃•顾棣摄影艺术成就暨收藏展览”，作为常设内容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长期展出。
中国文艺网《艺坛大家》之顾棣
1946年，17岁的顾棣用幼小的肩膀扛起保护革命史料的重任，他和战友将中国第一批战地摄影记者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底片背到了新中国，这批无价之宝至今完整清晰地被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档案库，始终发挥着见证历史、不忘初心、激励后人的作用，历久弥新、光辉永在。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这样褒赞：“顾棣一直在竭己之力完成中国战争摄影史的梳理，2009年出版两卷《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用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古人的扛鼎之作。……他是当之无愧的‘摄影历史档案的保护神和记录人’。”颁奖现场，他特意穿上大红外套，笑吟吟地对大家说：“我是沙飞的学生。”
一、偶遇的人生，历史的托付
人的一生充满着偶然与不确定，有时会影响改变我们每个人。80载时光悠悠过，80载岁月烈烈浓，这偶然在顾棣身上成为传奇，更成就了中国红色摄影的幸运。
张晓蓉：“我是沙飞的学生”是您一生使用最多的自我介绍，沙飞托付的事，您更是牢记了一辈子、践行了一辈子。您与沙飞的相识充满传奇色彩，您能再讲讲当年和沙飞的相识吗？
顾棣：河北阜平县是聂荣臻元帅当年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我的家乡凹里村便是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驻地。1943年盛夏，我在放学路上遇见一位骑着大红马的八路军干部要到参议会办事，同路之缘攀谈起来。此人正是中国红色摄影的奠基者、时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的沙飞。
家常过后，我俩聊起“大事”。沙飞问我：“日寇经常‘大扫荡’，老百姓苦不苦、怕不怕？对抗战胜利有没有信心？”我自信满满地答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困难是暂时的，军民团结奋斗就能克服。要搞好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亡，正义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或许我的回答不像一般农村孩子的语言，沙飞惊诧：“小鬼从哪里学到这么多道理？”得知我是“老革命”，他开心地将我揽在怀里：“原来你当过‘大团长’啊！”一进村口，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我告诉沙飞这是自己用木炭画的，但没有见过毛主席，是凭着在大会上看过的一幅画像描绘的，他再次将我揽在怀里。我告诉沙飞我未来的志愿是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他兴奋地从身上取下一个匣子，反反复复告诉我，照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武器，战士用枪打仗，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战斗，等我再长大一些就跟他学摄影，用照相机去打日本鬼子！
1944年11月，顾棣参加八路军后在阜平洞子沟与晋察冀画报社领导、战友合影(前排左二为顾棣、右一为沙飞、右三为石少华，后排左三为裴植)
张晓蓉：当年您不足15周岁，却已经懂得如此多的革命道理，是怎样的童年经历让沙飞对您刮目相看、慧眼识珠，仿佛捡到一块宝？
顾棣：我出生在革命家庭。1937年，家乡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我父亲当选为凹里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村长)，母亲当选为妇救会主任，哥哥当选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我和姐姐参加了儿童团，弟妹尚小，是后来参加革命的。1938年6月，我当选村里儿童团团长，年底又当选区儿童团团长。1940年2月，我算是正式投身革命，先后出任阜平县一区、三区儿童团团长，兼任童子军大队长。可不要小看当年儿童团的作用，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我们机动灵活，帮助抗属、慰劳伤员、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在崇山峻岭与日本鬼子打游击，虽然多次遇险，但幸未遭难。1941年因带病工作，我得到七元边币的奖励，在当年可以买一身棉衣嘞。1941年1月，我被派往平山县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培训，四天步行160里地，学期八个月。那时候老师详详细细地讲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我认认真真地学，终于搞懂弄通。
1944年，阜平一区儿童团长、高小学生会主席兼童子军大队长、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的顾棣(中间持旗者)在阜平西庄村为小英雄模范和文体比赛优胜者颁奖
张晓蓉：《晋察冀画报》是中国红色摄影的摇篮，更是您摄影事业的起点、革命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忆往昔峥嵘岁月，您是怎样完成从“红小鬼”到有理想目标、有责任担当的共产主义摄影战士的蝶变的？
顾棣：沙飞没有食言。1944年入秋，他委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高天辉找到我。而我已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被保送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深造。9月17日，我弃学从戎参加八路军，到晋察冀画报社报到。
那时的画报社刚刚遭到日寇大扫荡的重创，人员从七十多人锐减到不到30人，一个月后我被派回家乡扩招队伍，领回11人，都是20岁上下的棒小伙儿，充实到画报社排版印刷、后勤保障等岗位，被称为“扩军小英雄”。后来，画报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晋察冀画报社不仅自身需要发展，还要支援其他地区画报的创立、壮大，人才培养迫在眉睫。12月15日，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开营，24名学员全部是中共党员，除了我全是连排级干部。毕业后他们各自回到原部队专职搞摄影，我留在画报社。我报到前，大家就知道沙主任认识的一个聪明懂大道理的小鬼要来画报社，都像父兄一样照顾关心我。我好问好记、爱学爱干、听话服从、踏实认真，暗房、通联、编务、对外发稿，学编辑、搞展览、偶尔外出采访拍摄，我都干。经过系统的锻炼，我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解放战争开始后，沙飞意识到只有成立专门的机构，才能更好地保护底片。1946年5月，画报社机构调整，将摄影科分为采访组和资料组，我被分在资料组。不久，沙飞将画报社积存的整个晋察冀抗战的两万余张底片正式托付给我：“这些底片就全部交给你了，只要不牺牲，就不要把它丢掉。”1947年2月，为适应战争需要，画报社又调整为前后方两部分。我被留在后方保护底片，失去上前线的机会。这对满怀报国志、一心想用相机去战斗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太委屈了，一贯服从命令的我表示强烈“反抗”，沙飞大吼：“这是命令必须服从！”石少华(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循循善诱：“留在后方，是让你肩负比上前线更重要的任务。”战争年代，摄影记者用生命留下的底片随时面临丢失损毁的风险，战友用生命保护底片的壮举历历在目。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心悦诚服地投入到底片的整理分类、补信息、建档案的工作中。
1946年6月，顾棣和赵启贤整理晋察冀画报社抗战底片时使用的分类目录表(编辑章文龙制订)
在姐姐顾瑞兰、尚升文、李淑贞和暗房技师宋贝珩的帮助下，我将全部底片印制出小样，前后跑了数百里向上级报批购买专用纸张，到印刷厂定制装底片的口袋。把重要底片复制，放大八吋以下的照片，一律使用复制底；对全部底片大检查，将过往冲洗不好、保管不善、弄脏的底片一一漂洗干净；撰写说明、补充说明、考证说明、更正说明的重大工程吹响冲锋号……我写信给在前方工作的画报主编章文龙、原负责底片保管的摄影科科长赵启贤请教科学的分类方法。不久，章文龙把拟好的抗战底片档案分类目录寄来，我一头扎进去大干起来。沙飞得知我没日没夜地整理，就把赵启贤从前线调回来。但编辑工作离不开身，不几日他又被调回去，又送来了大批新底片，还把图片展览、对外发稿、分发画报的任务也交给我。1946年冬，驻在阜平花沟掌的画报社遭遇了一次火险，我与伙伴不顾一切冲进燃烧的房子，抢救出全部底片。1948年6月，驻在平山孟岭的画报社遭到敌机空袭，炸弹狂轰滥炸，机枪俯冲扫射，我和战友迅速将底片转移到事先挖好的地洞里。
1948年4月，晋察冀画报社与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前后方工作组的底片与人民画报社带来的三千多张底片，还有《冀中画报》停刊后上交的数千张底片，使我们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1948年冬，画报社加紧备战制作在京津街头展出的宣传照片，工作异常繁重，整理抗战底片的工作时断时续。1949年2月，华北画报社进入北平，总共不到20人，却是北平唯一的图片供稿单位。华北画报社上调总政时，华北军区不愿放手，提出机关的人可以全部调走，但图片社要留下，底片交一半留一半。作为当时画报社的六名编委会成员之一，我坚决反对：“底片绝对不能分开，我必须和底片在一起，底片去哪儿我去哪儿。”
1945年10月，顾棣任军代表在张家口接管日军照相馆时留影
1947年冬，顾棣在阜平南湾村，整理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底片资料
1949年6月，一直代替住院治病的沙飞主持工作的石少华指示：针对新形势，需要提升档案工作管理水平，更有效地保护好底片。于是，我到北京图书馆求教，认真参考刘廉在1948年翻译的日文档案管理资料，两个月后，将四万多字的《新闻摄影中的资料工作》总结报告和工作计划交给他，得到了高度肯定。1950年3月，石少华等十人转业到成立不久的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摄影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摄影科工作。他临走时对我千叮万嘱：“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血汗生命的结晶，和平时期如果损失了，将是千古罪人。沙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批底片，他多次对我说，把底片交给顾棣，他很放心。现在沙飞同志不在了，但他说过的话不能忘记……”此番叮咛让我泪流满面，恩师的离世使我思绪的复杂与情感的重击溢于言表，只有坚定决心保护好已经绝非一般意义的底片不受侵犯，尽己所能擦干净上面的尘埃，使其绽放应有的光彩。
1947年10月18日，石少华对顾棣工作的要求和期望。——顾棣日记
1948年12月，沙飞在石家庄和平医院病床上给顾棣写的信，病中念念不忘底片保护工作
1950年9月，华北画报社并入解放军画报社，我被任命为资料组组长，不久当选为第一届党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新成立的“胜利图片社”靠着底片资料很快就盈利了，三年就让解放军画报社盖起一座四层办公小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但人们干劲高涨，我那时候也更加成熟、青春朝气，把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了事业。为弥补底片资料说明不全的损失，我将当年战斗在第一线的摄影记者请来帮助回忆、补充、订正，并尽可能用科学规范的方式改进底片袋和资料本，让大批“死档案”复苏。
1951年1月，解放军画报社发刊词。——顾棣日记
1950年，中央军委在故宫午门举办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展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展出军史照片两千余张，1927年建军以来各大历史时期和各部队、各兵种、各地区重要活动的照片都集中来了。我们工作了近两个月，将全部照片翻拍复制下来，主要实物也拍成了照片。1951年，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收集回吴印咸、徐肖冰在延安拍摄的近300张照片，在南京第三高级步校的协助下，我复制了原国民党总统府举办的有关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展览的近千张底片，并收集回华东军区一批军史底片。1952年，我们通过中苏友协与塔斯社建立相互供稿关系，先后收到塔斯社提供的数百张照片。1953年，为编辑《抗美援朝画册》，我赴朝鲜工作数月，收集回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帝侵略的照片七百余张。1955年，我们通过总政武官处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稿件交换关系，陆续收到近十个国家寄来的照片……1953年至1957年，我陆续参与编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画册，兼任“挂图”编辑组组长，编辑有关党史、军史等部队教育挂图；为中国革命博物馆选编革命战争照片千余幅，并协助外文出版社编辑外宣画册；又到旅顺口工作近半年，协助三兵团与苏联红军一起筹建中苏友谊军事博物馆；1956年，我又兼任刚刚成立的丛书编辑组组长，年内主编、责编、参与编辑的画报丛书16种，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我还参与编辑了庆祝建军30周年大型画册《光荣30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挂图等，经过几年的时间，解放军画报社资料组迅速发展成全军、也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图片档案库，我也因此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1958年9月，我服从组织决定，含泪脱下军装，转业到山西。此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照片底片已全部被编辑整理清晰、保存安全，并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
1955年8月，顾棣在旅顺口军事博物馆向中苏观众讲解抗日战争历史
二、使命的人生，摄影的幸运
2009年，由一百二十余万字、一千六百多幅照片构筑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出版，其完整性、系统性、丰富性、公正性、细致性相互支撑佐证，令人击节。巨著一经出版，即被评论视为中国红色摄影的大百科，获得各方盛赞。在书的前言中，顾棣用一连串嘹亮的“最”字歌唱出心中红色摄影的精神伟力：“中国解放区摄影史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却是中国摄影史上最光荣、最伟大、最辉煌、最崇高、最神圣、最震撼人心，最富有革命性、战斗性和思想目标最统一，也是最纯、最真、最善、最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摄影队伍中没有杂色污染，没有团伙帮派，没有大奖红包，没有平博网的版权名利之争，没有金钱诱惑。”
张晓蓉：您以一己之力编著《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且内容完整系统、细节丰富全面堪称奇迹，这绝非一日之功。据我了解，您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红色摄影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这座丰碑是如何一砖一瓦垒就的呢？
顾棣：一直以来，我对沙飞的离世感到非常痛苦和“不满”。1980年代初，我积极加入到呼吁为沙飞“平反”的队伍中。按照中国摄协的安排，为了写好沙飞以及《晋察冀画报》对中国摄影的贡献，我到北京借调三个月，与王笑利(沙飞长女)共同访问了当年的领导、编辑、记者、技师、警卫员，凡是还在世的都访了个遍。那次以后，我才彻底把沙飞搞清楚，才知道沙飞是如此的了不起，他为创立《晋察冀画报》、建立中国红色摄影体系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后来，我与王笑利共同完成了十万字的《晋察冀画报社大事记》(初稿)。1982年，在中国摄协第二届摄影理论年会上，蒋齐生、舒宗桥与我共同提出撰写中国摄影史的建议，蒋老及时建议我：研究面要宽，不能只研究沙飞，沙飞是红花，别人就是绿叶，红花没有绿叶不行。一个摄影战士，哪怕只举了一天相机，只留下一张照片，也是共同参与记录了这段历史，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些话成为我研究撰写解放区摄影史的指导思想。
1989年，顾棣将《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赠送给吴印咸
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出版前，我曾与他人合著、参与编写了有关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文艺史的六七部书籍，当然陆陆续续还写过大量文章、参与了众多社会公益活动。第一部是《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是与河北省社科院的方伟合著的，全书37.5万字、插图186幅，获得了晋版图书一等奖和中国解放区文艺研究专著一等奖。第二部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全书176万字、插图60幅，我承担了其中摄影方面全部词条的撰稿。我拜访了原在各解放区战斗过的老摄影家、老战友，计划撰写500部作品、120个人物，还有社团、刊物等共计700个词条。最终因各艺术门类之间需要平衡，摄影压缩到 440个词条、14.5万字。这次写书对我来说大有裨益，作品部分的材料全部搞出来了，我的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第三部是《崇高美的历史再现》，是与河北省社科院的蔡子谔合著的，全书140万字、插图 574 幅。蔡子谔撰写理论美学部分，我撰写历史事实部分，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四部是《沙飞纪念集》，王雁(沙飞次女)担任主编，我为副主编，我含泪撰写了前言《沙飞永远活在我心中》，收入画册中的照片也全部由我挑选、编辑。第五部是《中国摄影史 1937-1949》，共15万字，它始于1982年搭建的中国摄影史写作班子，蒋齐生与我写解放区部分，舒宗桥写国统区部分。当年蒋老年纪大、位置高，外出采访不方便，而我则有机会将采访调研的领域扩大到全国解放区，我跑了大半个中国，在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晋西北等地搜集回大量资料，特别是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摄影工作的资料和线索。对其中的疑问、难题，后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关注、积累、考证和解惑。第六部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史》，由周巍峙主编、文化部党史办组织编写。这本书虽然没有出版，但这14万字非常宝贵，是一部很精练的史稿。2000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解放军画报五十年风雨程》的编写工作，这算是第七部吧，我负责画报社前八年历史阶段的编写任务，花费了近半年时间写出两章25万字。后来出书计划有变，只摘用了其中两三万字。后来我把原文稿作了补充，并增加了历史照片，编辑成一部《回顾八年风雨路 细听铿锵脚步声》解放军画报创刊史稿，作为解放区新闻摄影事业、特别是摄影画报出版事业光辉历史延续发展的一段实录，供后人研究参考。最终虽未出版，但没有白走的路。
1998年，我陪同央视纪录片《永恒的瞬间——记沙飞》摄制组走访沙飞曾经战斗、生活的地方。2001年我被家乡保定电视台聘为历史顾问，协助摄制了六集电视纪录片《瞬间》，获得了中国电视最高奖——金鹰奖，又协助编辑出版了一本同名画册。我还在《人民摄影》开辟专栏，持续介绍解放区摄影史的重要贡献，更利用一切机会在报纸、杂志、书籍、画册、电视专题片中广泛推介。凡是与解放区摄影事业相关的工作我都乐此不疲，接待需要帮助的单位和同志数不清楚了，这些都是顺利完成《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的重要经历和财富。
2001年，顾棣协助保定电视台摄制纪录片《瞬间》时，在沙飞名作《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拍摄点留影
张晓蓉：写史是困难的、枯燥的，甚至是有损健康的，而您在离休、特别是大病之后，没有安享轻松晚年，而是迎难而上，为我们留下了史诗般的巨著，是什么样的精神鼓舞、激励着您？
顾棣：我原计划出版《晋察冀画报史》，主体文章早已写就，大事记也补充全面了，梳理梳理就可以，不会费更大力气。王雁听说后提出，要写就写完整的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把手中掌握的资料整合，要让业界熟知这段历史，为史学家深入研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国现代史提供帮助，所以我只有知难而上了。不久，我却被医生宣判要去见沙飞。2007年1月，我的心脏搭桥手术非常成功。100天危险期过后我便开始了工作，未了的心愿让我非常焦虑。此时王雁、司苏实(《人民摄影》原总编辑)坚定地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一下好了大半，工作进入快车道，王雁承担策划、联络、协调等工作，司苏实担任特邀编辑，负责整理资料、拾遗补缺。我不会用电脑，全部文字都是由他与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的。2008年新春我兴之所至，写了一首打油诗：“战士不言老，抱病驰沙场。征程不歇鞍，犹发少年狂。再出几本书，心愿了一桩。一生无憾事，身后有余光。当块垫脚石，供人踩肩膀。事业继有人，福寿比绵长。”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心愿，也可说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受什么力量激励鼓舞？总结起来应该是因为感动，为了报恩，最终靠的是党性和沙飞精神。我对红色摄影史采访、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感动，战友的事迹感动我，烈士的精神感染我。作为经历者、见证者、研究者，不把历史留存下来、精神传承下去，实在心有不安、说不过去。说到报恩就更加具体：一报父母养育之恩。我12岁参加革命后，便很少回家，由于工作繁忙，父母过世时连最后一面都未见上，对此我一直很愧疚。我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父母没有白养我，我为国家作了贡献，我没有给他们抹黑。通过报国又尽孝，也算是对自己良心上的安慰。二报党的教育之恩。我出生在贫困山区阜平，如果没有共产党到那个地方，我不可能走上光明的道路。我一辈子投入党的怀抱、为党工作，不能忘记党的培养。三报四位老师和领导的栽培之恩。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四位恩师的谆谆教诲与悉心指导是我一生的看家本事和精神激励。中国摄协成立50周年时评选出十位摄影大师，他们全部荣列其中。还有解放军画报社的老社长田野，一次他见到我值班看守底片，马上买了五个保险柜让我存放底片。画报社盖新大楼时，他专门让人设计了保险室，安装了上吨重的铁门，四角是铁柱子，墙壁是半尺厚的石棉。就算整个大楼烧了，保险室也烧不了。当年还没有空调设备，他指示管理员每天给底片库买100斤冰块……从他开始，画报社对底片保护加大投入，所以我像父辈一样尊重他。
1938年《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沙飞摄 顾棣收藏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得到太多的赞誉，其实它并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是把史料归纳出来、历史记录下来，该采访的采访了，省得别人再跑路，我只是搭个梯子，让后人去研究攀高。毕竟我能力精力有限，研究也好、出版也好，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西北第一野战军、东北解放区、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方面涉猎不多，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补充完善，把红色摄影史研究事业延续下去。而我个人的收获更大，在整理、编写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脸色逐渐红润，精神越发舒朗，身体竟然好起来了！我用稿费购买书籍，前往京津向健在的当年晋察冀画报社主创人员，还有摄影界的前辈、朋友们送书。历经65年的风风雨雨，大家感慨万千，我更是如释重负、心旷神怡。从那以后，我每年参加的有关红色摄影的宣传研究、传承弘扬工作更多了，接受的咨询、采访也更多了，又为党、为热爱的事业多工作了15年。
张晓蓉：人们已经熟知，您一生笔耕不辍，积累了近500本日记，这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是您晚年著书撰文的重要素材和查证历史的“大辞典”，它的价值无法估量、作用远未充分体现，未来您希望这样一部个人视角的国家史、摄影史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顾棣：从1940年2月当儿童团长起，我就开始写日记，逾80年了。我文化程度不高，起先是工作需要，后来逐步成为我提高文化、学习进步的手段，于是渐渐养成习惯，与生命密不可分。初到晋察冀画报社，还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我帮助搞通联，各地送来的稿件、底片要登记，发表、返回的东西要记录，甚至哪天谁领了几个胶卷，谁体重多少都有清晰记载。而自己的学习笔记、成长感悟、首长的工作部署、师友的谆谆教诲更是周详全面、鲜有遗漏。数十年后反观，这些日记完整留存了晋察冀画报社最辉煌时期浴血发展的“大百科”。这些年，很多陈年旧账、冤假错案、对当年作品的署名纠纷等都是通过它澄清的。
我的日记并不是简单的流水账和家常琐事，我喜欢干什么思考什么并总结下来，除了自己的经历见闻、思想感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小说电影、民谣外语无所不包。只可惜在“反右”“文革”中，两次被没收检查，后未全部归还，损失了一小部分。1948年3月7日，在一次“整党”会议上，我被批评不应该什么都记在日记里。当天，我记下了内心独白：“我总认为日记代表着每个人的思想作风立场，它要把他每日印象极深的问题记下来，一方面作为反省参考，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历史材料记录，如果再受到内容的限制，那是非常不好的。再说日记是自己作为参考的又不是日报，有什么密可泄呢？这种提法我认为是过敏的，我今后绝不因此而把日记写成假的，更不把日记变成流水账，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再不就是同上同上。这是我的自由，我绝不肯随意放弃它。”几十年来我初心未改。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它的归宿，我希望未来可以捐赠给一个最安全可靠的国家单位永久保存，在有人研究这段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中国发展历程时，能有一个鲜活真实的个人视角作为参考佐证。
三、摄影的人生，待开的宝库
在“顾棣摄影艺术生涯60周年回顾展览”前言中，他这样总结自己：“回顾一生，论我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在部队，因为在战火中，我和战友一起用生命保住了数万张记录革命战争历史的无比珍贵的革命文物摄影底片；论个人业绩和艺术成果，主要在山西。三晋黄土高原是我艺术事业的摇篮，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我摄影创作的源泉。”
顾棣家客厅有一件定制的“中药柜”，里面分类清晰地存放着他一生拍摄的八万余张照片底片。退休后本可以让这些财富“活”起来，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让红色摄影“火”起来。不知他一生的创作成果是就此封存，还是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点击打开，大放异彩。
张晓蓉：转业到山西后，您像一匹脱缰的骏马迎来摄影创作的高峰，很快打开局面，成为山西洗印彩色照片第一人，您是怎样迅速适应、完成角色转换的？
顾棣：经过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系统学习，我被照相机这个魔盒深深迷住，但当时拍照是我的副业，每当与沙飞或者其他师友长辈外出时才有福利：借相机让我过过瘾，手把手传授技艺给我。时光流转，也留下了“1945年阜平春节”“联合国空投救济物资”“邓颖超在阜平”等早期代表作。
《人民公仆》(1945年 顾棣摄)
1945年2月13日，晋察冀边区阜平县人民政府全体干部职工合影留念（站立前排左四为县长吴振）
《献礼》(1945年 顾棣摄)
1945年2月13日，阜平城关群众向深受拥护爱戴的23岁新任县长吴振拜年、献礼，一双布鞋、一条毛巾和五盒九龙枝牌香烟
顾棣在1945年2月13日的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阜平城关群众和当地政府领导一起欢度春节的情景
日记原文
1945年2月13日 大年初一 阜平城关
一早我以飞快的速度从老家凹里赶到阜平城，在县政府找到赵银德，他告诉我，今天的主要活动是城关群众向县政府、县抗联会、抗日军人家属拜年，晚上是村剧团演戏。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重点项目是收集拜年活动的材料。我们刚走出县政府大门，听到一阵锣响，只见城关的人都走出大门，都穿着新鲜的粗布衣服,脸洗得亮亮的,唇边带着微笑,各自站在自家门口。街道打扫得格外干净，好像是在等待什么。忽然间从西街走来一支队伍,前边是锣鼓乐队,后面跟着村干部和男女青年抗日先锋队,队伍整齐威武而雄壮，最后是由小学生组成的霸王鞭，边走边打边歌边舞，大家兴奋而愉快地向县政府走来，街道上的群众也跟着走过来，县政府的干部齐集大门口,前边桌子上摆着花生、红枣、茶水,准备迎接拜年的群众。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抗先队中队长李尚忠一声口令,拜年队伍马上排成两行,整整齐齐地站在县政府门前。“敬礼!”又一声令下,大家都把右手举向眉梢行军礼。吴振县长和全体干部向群众还了礼。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手捧一双布鞋和五盒九龙枝牌香烟、一条毛巾,恭恭敬敬地献给吴县长,这是群众向深受人民拥护爱戴的县政府领导拜年的高潮，这时全体群众热烈鼓掌，场面十分热烈。在赵银德的指导下,我抓拍了这个献礼的镜头。紧接着是城关干部宣读贺年信,吴县长讲话表谢意，最后是武术和霸王鞭表演。拜年活动结束后，我又给吴县长和全体县政府干部拍了一张大合影。
给县政府拜完年，这支队伍又沿着旧路转向小街去给抗联会拜年,抗联的干部同样站在大门口迎接大家，因街道狭窄,围观的群众又多,比在县政府拜年活动更显得红火热闹。抗联会李主任接受(收)献礼后(也是一双布鞋和五盒纸烟、一条毛巾)又讲了话,鼓励大家积极工作,努力生产,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他的话多次受到热烈鼓掌欢迎。因我早把相机还给赵银德了,许多精彩场面不能拍照,觉得很遗憾。
下午是给抗属拜年,我有事没有参加,赵银德一个人去了。听说要给每家抗属送肉送白面，保证抗属过个好年。
我转业到山西省文化局后，任《山西文化》《山西戏剧》(后合并成立山西戏剧研究室)两个期刊的摄影记者、编辑，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五十余幅作品，是过去15年发表作品的总和。认识到戏剧艺术更适合彩色表现，1959年4月，我专门到北京中国图片社向姐姐顾瑞兰学习彩色照片的洗印技术，这在当时非常超前。下半年，山西举办全省戏剧歌舞汇演，我一人承担拍摄、办展览的任务，日夜苦战放大了一批彩色照片，在剧院门口橱窗展示。第一次看到天然彩照，人们拥挤围观，好不热闹，还受到王中青副省长的表扬。工作局面就此全面打开，单位对摄影工作更加重视，批专款购买器材设备。我转业的第一年，拍摄了各类照片、剧照2000张，举办小型影展二十余次(戏剧汇演期间三天更换一次)，发表照片二百余幅，年富力强的我乐此不疲。1960年，原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戏剧改革展览，山西送展的百余幅照片全部由我拍摄制作，其中60幅是彩色照片，是全国所有省份、剧种送展作品中唯一的彩色作品，这为山西戏剧大增光彩，当年我被评为山西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之后，我系统地到全省各地拍摄晋剧、蒲剧、上党梆子、革命样板戏等重要剧目的演出剧照，名角大家的剧照和生活照；全景记录演员晋京进中南海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回乡下基层深入田间为百姓唱、扎根地头为群众演的丰富内容，为全省戏剧工作建立起图片档案库。后来这些成为我“文革”遭受批判的“罪行”之一，戏剧工作研究室是造反派重点砸烂单位，转业八年心血付之一炬，但是我对舞台摄影的热爱从未间断。
张晓蓉：您是宣传报道大寨精神较早、持续时间较长、贡献较大的摄影人，下放吕梁期间，您不仅自己创作，还成为当地摄影事业的奠基人，这又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顾棣：我参加宣传大寨工作分为两个时期：1965年，山西省专门成立“农业学大寨展览馆”，我被抽调去工作，常驻在大寨采访，一年没有回太原。我拍摄了一千八百余幅照片，其中两百余幅在展览馆展出，周总理陪同外宾访问的巨幅照片布置在入口处，醒目夺人。我几乎为每位大寨人都拍过照片，大人孩子没有我不认识的，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地和他们打成一片，大寨党支部还授予了我“大寨五好社员”荣誉称号。1976年，山西省委决定出版《大寨画册》和宣传记录全国第一个学大寨先进县的《昔阳画册》，我又被派往大寨、昔阳常驻近两年，拍摄严格按照画册的编辑提纲执行，虽然只拍了六百多幅照片，但多次航拍大寨、昔阳的全景和重点工程，十分难得。
1970年，山西省直干部数千人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我被分配到吕梁深山临县梁家会公社上白塔大队第一小队当农民。姐姐顾瑞兰送了我一台相机、一批胶卷和放大纸。我边劳动边拍照，在田间地头搞展览，大受群众欢迎。半年后，临县县委筹办农业学大寨展览，调我到文化馆工作，让我跑全县拍照片，我得以系统地拍摄了那个时期临县人民的澎湃激情与忘我奋斗。
1963年，山西省晋剧院二团冒雨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鸿门岩高峰，向五台山寺庙区台怀镇行进。(顾棣摄)
1972年底，我又被调到吕梁地区文化局搞摄影，薛光运局长很有远见，认识到摄影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支持我编写教材《初学摄影四字经》，开办一期摄影培训班，学员18人，为期一个月。1982年，摄影在全国各地红火起来时，《大众摄影》分五期连载了《四字经》，一时间成为抢手的教材，这是后话。我趁热打铁，主持举办吕梁地区第一届摄影艺术展览，80幅入选作品全部由我精心放大制作，展期一个月。至今吕梁地区的摄影爱好者众多、创作活跃，在全国获奖的也不在少数，大家常说这里有我的一份功劳。感谢吕梁人民没有忘记我，2021年4月，吕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给我颁发了吕梁新闻摄影事业突出贡献奖。
张晓蓉：我最早是通过《田华重访老房东》认识您的作品，它入选《中国摄影四十年作品选》《中国摄影五十年作品选》，后来又陆续欣赏到您表现赵树理、尚小云等众多人民艺术家的作品，强烈感觉您的作品技术精湛、感情真挚，一看就有扎实的童子功。随着对您了解的深入，愈发认识到您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且大多有系统工程的体量，这在您这代摄影人身上并不多见，能再简单概括一下您的主要创作吗？
顾棣：最早我因拍摄戏剧对山西戏剧古建产生兴趣和关注，1985年前后，我到晋南、晋北、晋东南对北魏至清代的山西历代古建筑以及其中的彩塑、壁画等进行拉网式拍摄，并担任副总摄影师出版了《山西古建筑通览》，获得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我长期为北京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拍摄反映山西传统文化、风景名胜、革命圣地的照片。受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一些剧团的邀请，我又拍摄了很多国家级重点剧目剧照，出版了《日出》《正气歌》《蔡锷与小凤仙》《王宝钏》四本风靡一时的小人书。
1982年9月，田华到阜平凹里村看望老房东(顾棣摄)
1974年，我从昔阳调回山西人民出版社，重点抓年历、挂历的拍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是年历、挂历出版的黄金时期，兴趣和工作又撞了个满怀，风光、动植物、剧照、静物等我都广泛涉猎，合摄的“荷兰名花”专辑挂历获得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铜奖，我还收藏有百余本挂历精品，也是难得的一段时代记忆。2011年，山西档案馆将我拍摄的山西古建筑和太原城市建设发展的5164幅作品放大制作成八吋照片收藏，我编写了详细的说明文字并分类建档，八九个月的高强度工作使我累倒住院，但内心依旧是快乐的。我大部分时间在山西文化系统、农村和出版单位工作，反映农村、文化艺术活动、城市建设、传统文化的作品较多，反映党和国家重大题材的作品较少，这也算是一大遗憾。
顾棣家客厅的“中药柜”，里面分类清晰地珍藏着他一生拍摄的近八万张照片底片
四、仰望的人生，接力的责任
顾棣一生竭己之力进行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的梳理，将珍贵的史料视为生命，又从不把这些“命根子”当作个人财产。作为活档案，从部队到地方，从机构到个人，只要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摄影方面的出版、展览、宣传、纪念活动，或每逢国家重要纪念日和重要出版项目，他都有求必应，介绍情况、提供资料、把关事实，经常是驰援几十、上百张照片和文献，内容详实、事实清晰、令人信服。
耄耋之年的顾棣耳朵几近失聪，儿子小棣就成了他的耳朵。小棣说，如果半个月家里没有人来，一个星期没有电话咨询连他都会觉得诧异。一天顾棣突然对小棣说：“我上了沙飞、石少华的当！他们哪里是找我来学习摄影的，完全是让我为他们管理一辈子的档案。”
张晓蓉：2015年，您向国家博物馆和家乡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捐赠了大批珍贵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令人仰望敬佩，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
顾棣：2012年，我就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了沙飞代表作八吋原版照片60幅。谢谢你在2014年策划的“顾棣从影70周年特别展”，当时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久后，国家博物馆再次找上门。朴素的党性告诉我：国家要，哪能不给呢？经过国家博物馆征集部张明、康妮几天的挑选，涵盖众多晋察冀摄影人拍摄的773幅晋察冀时期的原版照片被相中，还有《晋察冀画报》合订本、当年向党中央八路军寄送照片的小相册、1948年沙飞在病床上写给我的信和我拍摄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八张原版照片(底片在“文革”中全部遗失)等十种珍贵文物都贡献了出去。这么多的宝贝离我而去还是超出我的意料的，夜深人静我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我将这些物品的原包装集合留字宽慰自己：“顾棣2015年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红色摄影作品、文物、文献(部分)原装纸袋保存。50年后也会成摄影文物必收藏。”按照国博要求，我认真编写出晋察冀摄影工作者分布情况，以及87位摄影干部的简历档案两万余字，并作为顾问协助编辑完成《晋察冀抗战摄影集》，这本沉甸甸的画册将我对战友们浴血奋战的记忆与珍重转化为永恒的民族记忆、国家丰碑。
当我得知家乡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没有1942年诞生于阜平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被中宣部选中，借调北京隆重展出)，就毫不犹豫地将我收藏的这本和1942年出版的油印本《整风文献》、抗战时期油印本歌曲集、宣传海报等60件文物无偿送回家乡，以报父老乡亲、山水土地的养育之恩，弥补少小离家贡献不多的愧疚。《毛泽东选集》当年只发放到县(团)以上干部，我这本是沙飞送给我学习的。照片和文物中一些是早年工作的资料和边角料，一些是后来采访调研陆续收集的，它们像孩子一样跟随了我几十年，陪伴我、鼓励我。“文革”期间为了以防不测，我将它们还有我的日记辗转寄存在北京姐姐家或阜平老家。它们是我的命根子，更是国家的精神财富，如今我的使命已经完成，虽依依不舍，但也没有特别犹豫，它们能到国家的怀抱中发挥更大的价值，我更多的是感到踏实放心、自豪欣慰。感谢我过世的老伴和三个子女，他们知道这些文物、特别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已经价值不菲，却没有一言一语的阻拦。
2014年4月，为了筹备从事摄影70周年特别展，顾棣在解放军画报社找资料
张晓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对红色摄影的研究传承，您希望接下来的人们做些什么？
顾棣：2016年9月，影像文化学者、收藏家高大鲲请我观看从美国购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珍藏的《晋察冀边区影集》大相册，共计144张，是众多大家的经典代表作，保存得非常完好，无折损、无污染、未褪色，影调依然明亮、层次丰富，好像新洗出来的，实实令人惊叹。
说起这些照片，那是1946年5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收到美国新闻处发来的近600幅新闻图片和印刷品，是宣传美国各方面成就和美军在二战中的新闻照片，水平很高、制作精良，令我大开眼界。边区政府把照片转给画报社，沙飞交给摄影科由我具体保管，并指示尽快选放一批反映晋察冀抗战的精华作品回赠。沙飞亲自选编照片，解放区最好的暗房技师刘克己使用缴获的日本军用相纸，首次采用12吋规格、首次使用电光放大机和铅印文字说明进行制作。这是当时最大尺寸、最好相纸、最好洗印技术、最好印刷条件的影像全集，是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简史”与影像精华，是由我交到边区政府交际处送出的。
时隔70年，这些国宝绕地球一圈，又回归祖国，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得知中国摄影出版社准备出版，我整理了图片说明、撰写了文章。感谢高大鲲、感谢出版社，再现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让珍贵的史料得以更好地研究传承。
如今，国家对红色革命传统十分重视，越来越多的机构、学者、爱好者对红色摄影兴趣日浓，展览、座谈会、研究成果此起彼伏，好消息不断向我传来，让我开心、让我增寿。家乡阜平脱贫了，对革命遗迹也特别珍视，晋察冀画报社的很多旧址都被保护利用起来，晋察冀画报社陈列室逐步成熟，机制、经费也有了基本保障，沙飞、雷烨等先辈功臣住过的房子、我家的老屋都得到修缮。广东中山大学沙飞研究中心与中国红色摄影史研究同气连枝、持续作为，去年夏天还专门前来与我商议重新出版《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事宜。纪念晋察冀画报社成立80周年的相关展览和活动也在2023年成功举办……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红色摄影，持续研究挖掘，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永放光芒，激励教育后来者。
访后跋语
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所托，2023年新春，我计划前往太原看望老人，但疫情刚刚稳定，还是心有余悸，且老人失聪已久，当面交流也要借助小黑板。在小棣大哥的帮助下，录音加书面，这个专访完成得还算顺利。特别开心的是，小棣大哥说，老人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一如既往的敏捷，每天还是读报、看《新闻联播》、记日记，能吃能睡、生活规律。而他的“二传手”工作也没有下岗，时不时还会向求助者转述解答有关红色摄影的“十万个为什么”。
2021年，我有幸担任“陈勃•顾棣摄影艺术成就暨收藏展览”策展人。金秋时节，展览隆重举行。两位老人宛如两棵参天大树，精神还乡，激励后人。其中的“顾棣摄影艺术成就展”通过家乡立志效祖国、三晋大地谱新曲、笔耕的历史三条线索，反复凸显阜平走出的“小八路”与红色摄影一朝相许、终身为业，用毕生的心血恩谢先师、忠诚祖国、勤勉事业、回报家乡的人生轨迹和奋斗历程。“顾棣红色摄影收藏展”通过顾棣毕生珍藏的海量文献结构出四大版块，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晋察冀军民、阜平军民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与历史贡献，彰显中国红色摄影的根脉基石、精神价值、不朽力量。展览筹毕，我有感写下敬意：“此刻，似乎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概括顾棣的一生：敬、净、静、兢、境。他敬恩师，对事业、对祖国无限忠诚；他心灵干净，不为名利噪声所扰；他安静做事，踏实仔细，耐住寂寞；他兢兢业业，认准目标以命相搏。他，或许没有令人仰慕的显赫高峰，却托起了一片高原。他，躲在珍贵史料的背后，叩开一段历史的回响。他，对中国摄影的贡献，不可估量。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红色摄影司马迁’的顾棣，用时光、赤诚编织传奇的老人，经得起我们无限仰望的敬重与赞美。”
在此，让我们致敬、祝福这位中国红色摄影“活档案”的鲐背老人健康祥乐、艺术常青！
采访人：张晓蓉 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6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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