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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曾国藩是晚清文坛领袖，也是晚清美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主张善美统一，刚柔相济，和谐大同，境界为上，特别推崇阳刚之美。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创作心得，提出了一系列的文章美学观点，最重要的有“圣哲”观、“自然之文”观、“奏疏之文”观、“文境”概念等。曾国藩文章美学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文章美学为清朝——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抹绚丽的霞彩，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章美学的一种总结。
【关 键 词】 曾国藩 文章美学 晚清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双峰人，清道光进士，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死后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
曾国藩爱好读书写作，从他的日记可以得知，他几乎天天都读书写作，毕其一生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家训》《经史百家杂钞》《为学之道》《十八家诗钞》等著述不下百十数卷，后世整理出《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不盲从。在学风上，他奉行清初顾炎武等开创的经世致用之道，是清朝实学风尚的突出代表。在文学上，他继承桐城派的传统而自立风格，是桐城派晚期的佼佼者。曾国藩的文章美学思想概而言之，乃是：善美统一，刚柔相济，和谐大同，境界为上。事实上曾国藩是晚清文坛领袖，也是晚清美学的代表人物，基于曾国藩于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以及在士人中的巨大影响，曾国藩文章的美学思想不能忽视。
一、 论圣哲
曾国藩出身湖南乡下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虽然自幼受到私塾教育，但因为囿于家庭及当地条件限制，诸多书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直到中了进士，进了北京，担任文渊阁校理职务，才得以看到《四库全书》，故而感叹“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众，若江海然”。
曾国藩对古代圣哲极为崇拜，从中择取了三十多人，让儿子曾纪泽为其做画像，编成一卷书，藏于家塾，以供子孙后代学习。他专撰一文，名《圣哲画像记》，详尽说明他的意图。
“圣哲”是“圣”与“哲”的组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曾国藩不用圣贤这样多见的概念，而取圣哲这样少见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圣是名词，也是形容词。作为形容词，它是最伟大最崇高的意思。贤主要指道德极高，而哲则主要指智慧极高。曾国藩在这里避免从道德的维度来衡量人，故不用贤，而主要从智慧的维度来衡量人，故用哲。
此文中，哲主要体现在做学问之中。也就是说，《圣哲画像记》的主旨是谈做学问。当然，学问离不开德行，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做人。以为学的角度来谈做人，是此文立意特殊之处。又因为做学问离不开为文，以圣哲的高度来论为文，是此文立意高明之处。
曾国藩挑选出来的圣哲是“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他们的名称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相如；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对以上人物，曾国藩先区别圣、才和圣门。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源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之科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曾国藩将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称为圣，而将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归为才。之所以要将此四人单独挑出，是因为他们都以才取胜。四人之才可与“文、周、孔、孟之圣”并称。这里的“圣”是名词，人类最伟大的人称之为圣人，他们的身份可以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为人类立法则，而自身也为导师。圣人“不可以一方体论矣”，同样，这四人的才也“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这里透显出两个重要的观点。
(一)伟大的才与圣一样具有综合性、全面性。这意味着才不只是才华，还包含有真、善的内容，涉及经世致用诸多方面。
(二)才的地位高，可与圣并提。古时论人，有德、才两个标准，通常将德看得比才更重要。这里，曾国藩巧妙地回避了德，只讲才，显然，在他心目中才是最重要的。当然，由于这才“不可以一方体论矣”，不独是才华，还含有德的因素。但毕竟以才统德，因此才的地位显然比德高。
以才名世的“左、庄、马、班”四人中，左丘明、司马迁、班固是史学家，庄子是哲学家，四人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采灿然。曾国藩是重视文章之美的，他认为做文章不仅要观点正确，思想深刻，还要文字优美，情趣盎然。左、庄、马、班是才的最高典范。
左、庄、马、班之下的诸多文人，曾国藩按其擅长分论之，分类标准来自桐城派大家姚鼐关于学问的一种观点，即“学问之途有三”：“义理”“词章”“考据”。第一类为义理类，此类重德行，分两小类：一为德行兼政事，二为德行。第二类为词章类，词章为言语科。第三类为考据类，为文学科，此文学不同于今天的文学，它说的是文献研究，侧重于考据。
此种分类中隐含有真善美的区分：义理，注重德行规范，属于善；词章，注重文采焕发，属于美；考据，注重科学求实，属于真。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真善美有一个分别，只是这一观点是潜在的，没有得到彰显。在对于圣哲诸多问题的论述中，他涉及到真与美的关系、善与美的关系。《圣哲画像记》说：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宏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都是历史学家，他们记述以真为标准。然而什么是真？完全是真事吗？不可能。因为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历史学家不可能亲历其事。任何历史都是经历史学家的识见过滤过的，是历史学家认定的历史。因为不是亲历，不能不加上自己的想象，让历史活起来。正是因为这样，曾国藩说：“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左丘明也是讲故事的高手，而且“好称引奇诞”，奇诞本吸引人，兼之“文辞烂然”，就更吸引人了。
对司马迁、班固的评论见出曾国藩对美的重视，不过，此种重视他不明说，而是隐于质文关系的论说之中。质文关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君子的美不只在真善的品质，还在与这种品质相统一的形象。此形象为文。为人如此，为文也如此，曾国藩这里讲的是为文。他认为左丘明的文章“文辞烂然”固然好，但“浮于质”就不好了。班固在想象力方面不及司马迁，但他的史笔也是一支生花放彩之笔。班固注重在真与美的统一上下功夫，让“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
哲学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完全可以写成寓言的。哲学写成寓言，就富有了审美性，吸引人了。司马迁说庄子之书皆寓言，也许正是从《庄子》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启迪：寓言其实也可以是真的；历史，未必不可以写成寓言。就人们的接受兴趣来说，美比真可爱，因此，真总是想要扮成美。庄子是这样的高手，司马迁也是。
真与美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历史、哲学之类的学问之中，也体现在考据之类的学问之中。考据学是求真的事业，也是行善的事业、致美的事业。曾国藩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对于从事考据学的郑康成、顾炎武、王念孙、秦蕙田、江慎修等予以高度赞扬。他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这里，不说郑康成等的考据学如何行善致美，只说作为读者的他读后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能够如此兴奋地去读这样的考据学著作，并愉快地接受书中的“礼俗教化”，毅然立下“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大志，这书何等的有魅力，何等的威武雄壮！这就是美。正是因为考据学写得如此之美，读书不仅有所得，而且读书的过程也成为乐事——审美了。
美与善的关系，曾国藩最为看重。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最重视的是“义理”类的学人，他们属于圣门的德行科。这其中，一部分德行兼政事，如诸葛亮、范仲淹，一部分就是德行。实际上他们也有职业，主要从事教育，如周敦颐、程颐。
这里，诸葛亮的名字特别令人注目，曾国藩将他作为道德家与政治家合一的代表人物。在《鸣原堂论文》一书中，曾国藩收入诸葛亮的《出师表》，对此文作了如下评论：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胸襟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此处评论，着意于诸葛亮的精神。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之所以进入了《圣哲画像记》中，是因为他写出了光昭日月的辉煌大著《出师表》。《出师表》所展示的人格之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诸葛亮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标志之一。关于诸葛亮的精神，曾国藩从《出师表》的内容中，概括出八个字：“胸襟远大，思虑精微”。
中国美学讲善与美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对于人格美的认识上。人格美实质是人格善，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这“充实”指善的充实。之所以善的充实成为美，是因为充实的善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这“大”可以理解成崇高。崇高是伟大的美。诸葛亮的《出师表》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是因为它具有崇高的美。
中国古代学者治学，十分重视承传。韩愈曾将儒家学派的承传梳理出一个脉络：“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韩愈在梳理出这个脉络后，认为这个系统至孟轲就中断了，自己应该勇敢地将这个传统续上。曾国藩整理的中华学人圣哲全景图，其实也有承传前人的意思。比如，说到姚鼐，他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二、 论自然之文
曾国藩是晚清文坛上的文章大家。根据自己的创作心得，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有“自然之文”观。什么是自然之文？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中说：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
将理、情视为自然，此自然即老子说的自然——自然而然，就人来说，即人的本性。理、情为人的本性，“人人之所固有”。心中有理、有情，理要表达，情要抒发，这表达、这抒发就是创作，就是文章。从这出发，曾国藩将文章分为两类：有偏于理者，也有偏于情者。两类文章各有其优势，但如果处理失当，也会带来某种问题。曾国藩说：
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侧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
曾国藩认为“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阐幽”指深入阐说道理中的精微之处；“造极”指努力提升理论的高度。这样做，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也可能有弊，弊在偏颇失中。“以情胜者”，好处是“悱侧感人”，但动情的话说多了，情感就可能变得不真实了。“情胜”“理胜”在文学史上是普遍的，具体见之于两段历史。
(一)东汉至唐
曾国藩说：
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情韵者类也。
这段历史自东汉至唐代，文章以情胜。情胜必讲究辞美。曾国藩说“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原因有二：一是义与俪语有天然联系。义根于理，理与情不离，理的表达，总伴有情，情的抒发不能没有俪语。二是作者为了让文起到更大的社会作用，不能不启动俪语，因为俪语美，人们爱美，自然爱俪语。汉赋好用排比句。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学者沈约等在声律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成果，也被用到论文的写作上，这就使 “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
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曾国藩提出了“情韵”这一概念，意思是东汉至唐这段历史，文人秀士写的文章不仅重情，而且重韵。韵含意丰富，造成韵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的渗透非常重要，只有理渗透进情，情才深刻，而只有深刻的情才耐人寻味，才有韵致。
(二)宋至清康雍一段
曾国藩说：
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时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按曾国藩的看法，自宋至清朝康熙、雍正一段，文章以理胜，溯源可至唐朝的韩愈。宋朝文章大家欧、苏、曾、王等崇奉韩愈。韩愈的文章属以“理胜者”，突出特点是气势贯通，具有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这种文体，曾国藩称之为“气体”。宋朝是理学大发展期，理学家们长于说理，他们的文章也都“法韩氏之气体”。
这里，曾国藩提出“气”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论理的文章重在理中有气。气是一种精神，此种精神显然不只是理，还有情，是理与情的融会，这种融会产生一种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从曾国藩对于两段文章史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文章美学的核心是理与情的结合。对待自然之文，曾国藩的观点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对“自然之文”要有全面的认识。曾国藩之前，中国历史上不乏对自然之文的高度赞扬，比如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样做文章，称为“自然成文”，于苏轼也许是成功了，于别的作者，是否一定能成功呢？不一定！这是因为自然成文中，如果以理胜，挖空心思追求深刻与高度，容易“激宕失中”；而如果以情胜，努力追求悱恻感人，容易“丰缛而寡实”。因此，自然之文不管是以理胜者还是以情胜者，均要有一定控制，不能一任理与情的自由放纵。第二，要努力提高情、理的美学品质。就情来说，要让情中有韵，以理胜者，要让理中有气。情要有韵，必须情中有理；理中有气，必须理中有情。理与情的结合是创造艺术美的关键。
三、 论奏疏之文
曾国藩论文章，大量见之于他的《鸣原堂论文》一书中。此书是曾国藩对自己所喜欢的古代名臣奏疏所作的评论，连原文一并收入书中，书前有他的弟弟曾国荃所写的序。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曾国藩关于文风的审美取向：
(一)文章气度：“渊懿笃厚”
匡衡的《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是《鸣原堂论文》的首篇。在此文后，曾国藩评论道：
三代以下，陈奏君上之文，当以此篇及诸葛公出师表为冠。渊懿笃厚，直与“六经”同风。如“情欲之感，无介于(原文为‘乎’)仪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等句，朱子取入《诗经集传》；盖其立言有本矣。此等奏议，固非后世所能几及。然须观其陈义之高远，着语之不苟，为能平躁心而去浮词。
奏疏是写给君主看的，有一般的要求即文理通达，又有特殊要求。特殊要求之首是“渊懿笃厚”。渊懿笃厚，既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要言之有物，“陈义高远”“着语不苟”，又是对文章气度的要求，要求对君主有深厚的情感，足够的爱戴，恰当的关切。“厚”是“渊懿笃厚”中的核心，厚是爱是敬，而且爱之深，敬之诚。“厚”含意丰富，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有别。在《刘向论起昌陵疏》一篇中曾国藩亦用到“厚”：“首段言自古无不亡之国，近世奏议不敢如此立言。至于结构整齐，词旨深厚，皆汉文中最便揣摩者，沅弟性情极厚，故见余之文气笃厚，则嗜之如饥渴。然余谓欲求文气之厚，总须读汉人奏议二三十首，酝酿日久，则不期厚而自厚也。”此段文字出现了六个“厚”，有来自文章的词旨厚、文气厚，也有来自人物的性情厚。不管哪种厚，它的要害是：性质上的真诚，意蕴上的深刻，分量上的稳重。
不同的评论对象，厚的内涵有别，但精神不变。厚作为一种品格，它坚定、坚毅、坚韧，勇敢前行而不鲁莽，努力开拓而有方向。厚作为一种审美，它稳健、浓郁、深刻、朴素，具有特别的美感，又因为内容涉及真与善，所以具有崇高的意味。
文章气度，不只关涉文章论理的深刻与博厚、思想的纯正与高尚，还关涉为文者对于读者的态度——要诚恳、友善、谦虚、厚道。
“渊懿笃厚”虽然是奏疏文字的气度，但于作别种文字，也有参考借鉴作用。
(二)内容品格：“义理正大”
在《贾捐之罢珠厓对》的一篇中，曾国藩提出“义理正大”这一概念。他认为：“措词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义理正大，有不可磨灭之质干也。”奏疏是向皇上呈献的建议，不仅要正确、可行，而且要义理正大。义理要正大，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阐释要充分。奏疏必要时文辞也是可以上万的。曾国藩十分推崇朱熹的《戊申封事》，这篇奏疏正文长达万字，文中还有作者自注，达2914字。曾国藩说：“北宋万言书，以苏东坡、王介甫两篇最著；南宋之万言书以此公此篇，及文信国对策为最著。”
第二，行文要有气势。在《贾谊陈政事疏》一篇中，曾国藩说：“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著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行文要有气势，涉及到作者的笔力，但气势主要来自义理的正大，只要将义理讲透，气势也就有了。这方面，曾国藩认为汉代做得最好。
(三)语言形式：“言妙天下”
“言妙天下”此语也出自《贾捐之罢珠厓对》：
贾君房在当世有文名，故杨兴曰：“君房下笔，语言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温甫好“语言妙天下”,尤好读《罢珠厓对》。大抵西汉之文，气味深厚，音调铿锵，迥非后世可及。
“语言妙天下”，典出杨兴对贾捐文章的评论，本不是对奏疏文字的要求，曾国藩将它用在《贾捐之罢珠厓对》中，强调奏疏文字也要有卓越的审美力。“语言妙天下”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读者身份需要。曾国藩在《苏轼上皇帝书》一篇中提出：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也。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于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此文(苏轼《上皇帝书》)虽不甚浅，而典显二字，则千古罕见也。
典、显、浅三字，全面体现了奏疏文体的需要。典，显示奏疏的高贵性，毕竟这是写给皇上看的文本；显，显示其目的性，要让皇上明白文本的意思，这是奏疏的最高目的；浅，基于皇上的文化水平不一定高，一定要让他一看就懂。虽然语言浅白，但还是要“雅饬”。曾国藩认为 “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也”。因为尽善，奏疏的功能充分实现，上奏疏的臣子与接受奏疏的皇上都获得莫大的愉悦，这也可以说是“尽美”。
第二，文本表达需要。奏疏是文字，作为文字，它有适合自身的身份美学。曾国藩在评论收入《鸣原堂论文》的17篇时，用到的一些概念，可以看作是语言文本的审美：
“音调铿锵”——对文字音韵方面的要求，此评语见《贾捐之罢珠厓对》。
“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对文字音韵方面的要求，见《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摛辞居要”——对文字表义的要求。与此语意思相同的，还有“精警”，见《刘安谏伐闽越书》。
“善设譬喻”——对文字表义的要求，见《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对文字表义的要求，见《贾谊陈政事疏》。
“轩爽洞达”——对文字表义的要求，见《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鸣原堂论文》虽然论的是奏疏这一文本，但其基本精神适用于一切文本。
四、 论文境
在曾国藩的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谈到他读书的感受。他说：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会。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曾国藩很少在日记中发表议论，此段议论极为精彩，是一篇重要的美学文献。他所提出的问题很多，重要的有二：
第一，“文境”概念。
“境”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概念，最早出现在佛经的翻译之中。南北朝时期，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开始了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他译的佛经中就用到过“境”。境本是汉字，进入佛经后，取得了佛教的含义。佛经中，不管是将境用于佛国，还是用于佛心，都不只是表达佛理的深邃，还表达佛境的美好。唐朝诗僧皎然将境用于论诗，于是境成为诗美的标志。这里曾国藩将境用于论文，这样境又获得文美的含义。
据曾国藩的日记，二十二日，他白天多次见客，中间下过一局围棋，读过《说文》十页，“说话太多，疲乏之至”。中午小睡，夜，又见客一次，读《经文世编》十余首，“无称意者”。二更后“温韩文数首，朗诵，似乎有所得”，思索经年的关于文境问题蓦然涌上心头，于是写下了上面所引的这段话。显然，文境问题得到开启，主要是温习韩愈文章所得到的灵感。
曾国藩的文境概念与气有重要联系。曾国藩非常推崇韩愈，不仅推崇韩愈的学问，而且推崇韩愈的文风。他认为，韩愈文章之好，主要好在文中有气。关于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气是水，言是水上浮物。这样说来，文章所表达的一切，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也无论多么动人的情感，都要借气才能得以呈现出来，发挥作用，气无疑成为文章内容承载与作用发挥的原动力。
气组词能力很强，其中有“气势”这一概念。气势重在文章的力量及力量的走向。苏洵说韩愈的文章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说贾谊的《治安策》，“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著者，尤莫善于《治安策》”。
气也可以组成“气象”概念。气象重在文章整体的精神风貌，它包含气势，而又不限于气势。气象可以用来论人，也可以用来论文。曾国藩用气象论文，他说：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
“光明俊伟”指的是文章气象，这气象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其特点是：阔大、高远、清爽。这气象又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其特点是：英雄、侠义、高尚。真正的好文都应该“气象光明俊伟”。为曾国藩激赏的孟子、韩子、贾谊、陆敬、苏轼，其文章最多“光明俊伟”的气象。
“气象光明俊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曾国藩在《鸣原堂论文》中所论到的诸多好文章都称得上“气象光明俊伟”。它们的优点应该可以进入文境之中，成为文境的要素，如 “义理正大”“襟度远大”“词旨深厚”“言语精妙”，等等。
曾国藩的文境概念与意境、境界概念应该不是一回事。文境实质为文章之道，它是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至桐城派的做文纲领的一个高度概括，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总结。
第二，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易传》中有阴阳、刚柔两对概念，它们相通，但不相同。后世将它们拆散，组合成阳刚、阴柔两个概念，表达为两种美的范畴。关于阳刚、阴柔的审美特点，桐城派的主要作家姚鼐曾有专文作了精彩的阐述。曾国藩没有重复姚鼐的观点，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两者的特点，概括为八个字，称之为“八美”。
阳刚之美具有四个特点：雄、直、怪、丽。根据曾国藩对于每个特点所写的16个字，笔者的理解是：
雄：动作性。迅猛，表现为“划然轩昂”；剧变，表现为“尽弃故常”；运动，表现为“跌宕顿挫”；光辉，表现为“扪之有芒”。
直：坚定性。“黄河千曲，其体仍直”——不变的坚定性；“山势若龙，转换无迹”——变的坚定性。
怪：奇趣性。间有恐怖，但非真实的恐怖。
丽：青春性。如年少，如春天，如美文。
阴柔之美也具有四个特点：茹、远、洁、适。同样，根据曾国藩对每个特点所写的16个字，笔者的理解是：
茹：汇聚性，幽独性。“众义辐凑”是汇聚性，“幽独咀含”是幽独性。
远：超越性，理想性。“九天俯视，下界聚蚊”，这是超越，对丑恶现实的超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这是理想，对周公孔子这样圣人的向往。
洁：简洁性，准确性。“冗意陈言，类字尽芟”，这是简洁；“慎尔褒贬，神人共监”，涉及褒贬，措辞精准。
适：自由性，自在性。“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既无需精心经营，又无需耐心等待，可以说无功利追求；“柳记欧跋，得大自在”，像柳宗元写记、欧阳修写跋，一任本心，自然成文，得大自在。
在《圣哲画像记》中，关于阳刚之美、阴柔之美，曾国藩另有一种说法：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曾国藩说，天地有两种气：遒劲之气和温厚之气。前者性质为阳刚之美，为义；后者性质为阴柔之美，为仁。这两种气，为人类所感应，会生出许多人文作品来。就文章来说，扬雄、司马相如文章的雄伟，对应于天地遒劲之气，刘向、匡衡文章的渊懿，对应于天地温厚之气。虽然此种说法有天人感应的味道，不科学，但在中华文化中深有影响，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不可偏废，就曾国藩个人的审美爱好来说，更喜爱阳刚之美。
曾国藩文章的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曾国藩也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儒家代表。较之此前的儒家专攻或主攻于著述不同，曾国藩将主要精力用于政治，他的著述以奏折为主，其次是日记、书札。但他文章的美学思想仍然比较丰富，也很深刻。他文章的美学思想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坚持经世致用之道。文章在他看来，是天下之公器，而不是玩物。作为晚清重臣，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作为能与皇帝直接交流的大臣，他不能不高度重视奏疏这种特殊的文体。他对于奏疏文风的研究，可以说空谷足音，而且极为深刻。第二，重视美善统一的传统。作为饱读诗书的文人，虽然他的文学著作算不上丰富，大量文字属于功能性的官场文字，更重善、重功能，但他也非常看重文采、看重美。正如他的弟弟曾国荃在为《鸣原堂论文》写的序中所说，他所追求的是“美善兼尽”。第三，论文秉持宽容开放的立场。曾国藩对于中国历代的古文诗歌，评价公允，不偏执。他说：“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曾国藩文章的美学思想比较开放，他不据守儒家门庭，对于庄子这样的道家哲学家，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也格外看重，将他们与儒家的圣人并称。
曾国藩虽然算不上美学大家，但他的美学思想为清朝——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抹绚丽而有特色的霞彩，他的文章美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文章美学的一种比较有分量的总结。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陈望衡 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7期（总第106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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