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好讲述好灿烂的文化遗产（向云驹）-平博网

今年7月下旬，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遗产传承和利用的新时代新使命，展望了遗产保护领域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新格局，必将推动中国遗产保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迈向新境界。

北京中轴线（局部）鸟瞰图（图片选自《文艺报》）

文化遗产保护背后的丰富文明思考

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是系统观念影响下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体现。这背后涉及丰富的文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是中国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继续深化推进需要面对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坚持系统观念”，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这种对系统思维的强调和强化，是对许多领域实现“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改革与发展之后的理论概括。

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遗产、记忆遗产、农业遗产等）领域，也鲜明而生动地展现出“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历史性变革的进程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一系列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重要部署和论述，前所未有地开辟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是系统观念影响下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体现。这背后涉及丰富的文明思考。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层次：

1.文化遗产是文明的成果和结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只有秉持包容精神，人类文明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并实现文明间的和谐。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文明的可视化形象和在地性标志，遗产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

2.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6.大历史观、大文明观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两创”体现在“三个活起来”和“四个好起来”。对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三个“活起来”，即“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四个“好起来”，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孕育发展了优秀民间艺术”，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扬好”。

7.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文明之美”是思想之美和文艺之美的结合，彰显着创造之美。中国从老庄到李杜，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戏曲和小说，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中国还有大量文明成果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要以“文明之美”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美美与共”。

这些深刻论断和战略思想，本身也“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了我们的文明观，建构了宏大而深远的文明发展格局，为增强民族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宏伟的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遗产保护工作

中国的世界遗产，重塑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明形象。基于这样的丰富遗产，我们要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繁盛一时的“轴心时代”，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以他们超古迈今的思想，塑造了他们所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也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精神文明的生产必须深刻把握时代的本质，必须深刻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

在以文明的角度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评了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形式抽象地一般地空谈“文明”的“文明论”，是“‘文明’的空话”。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以上论断强调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历史规定性，反对空泛的“文明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由此而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以文艺生产为中心的精神生产，必然需要更加丰富的维度和更加契合历史变革、全面改革的时代动机。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站在辉煌的古代文明成就之上的时代，我们有责任也必须让这个文明的辉煌继续照亮新时代的文明传承和发展，也有责任在“两个结合”理论指导下使中华文明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文明注入崭新的时代气象，并且系统性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以内在的文明气质推进文明形象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使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没有文化自信就不会有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民族精神的主体性自觉是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它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是强大的文明基因、深厚的文明滋养、丰盈的文明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呈现着各国文明的风采，保护世界遗产、弘扬世界遗产、传承世界遗产，就是打开人类文明的广阔空间，续写人类文明辉煌灿烂的新篇章。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庞大、最多样的世界遗产。中国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位列前茅。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体量和数量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它们与经史子集、各民族经典等一起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巍峨高峰。良渚文明进入世界遗产，使中华文明的5000多年历史得到国际性确认；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进入世界遗产，彰显了中国长线型遗产的丰富样态；兵马俑、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乐山大佛进入世界遗产，创造了体量最庞大的遗产纪录；《格萨（斯）尔》《玛纳斯》《伊玛堪》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或急需抢救保护项目），彰显了中国史诗的风采。中国的世界遗产，重塑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明形象。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集成，是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书写的人类文明的绚丽篇章。基于这样的丰富遗产，我们要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是美丽中国的生态名片和生态文明的地标，它展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展开的是系统的协同推进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与成就，是古老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的现代实践，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书写的深化，契合了美丽中国的生态转型。从展示自然沉思之美的自然文学，到生态和地理游记文学，到记录乡愁的田园诗学，到反思和批判生态恶化的环境文学，再到目前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学……整合和升级自然书写诸形态的生态文学是中国古代文明“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天人和谐”“道法自然”的时代性阐释，更是对当前世界面临生态系统退化严峻形势提出的紧迫课题的文学回答。这样的生态文明观必然是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之上”，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是追求人的尺度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统一的文学诗思。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为美丽中国建构新型的生态理想和文明内涵，使人和自然达到生命的体认和命运的同构，为新发展理念的生态意识提供文学的理解和表达，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灿烂的文化遗产需要再讲述、再阐释

我们要用文艺系统性重塑中华文明表达，整体性重构中华文明形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名列世界前茅，这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叙事的便利和优势

《决定》聚焦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目标。如今距离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我们不仅要“十年磨一剑”地瞄定目标攻坚克难，也要用文化建设的辩证思维确定好发展路径。新时代中国文艺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力量，表征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艺术高度和审美范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文化强国的目标等待着我们以更宏大的气势、更艰苦的付出、更杰出的创造，攀登文艺高峰。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是内有强大文化张力、外树高度文明形象。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意义。

伟大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传统，也是中国影响力之源。针对人类文明新格局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我们要用中国文艺，系统性重塑中华文明表达，整体性重构中华文明形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展示出来，用好中华文明资源，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名列世界前茅，这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叙事的便利和优势。

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我国活态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伊玛堪》分别列入名录和亟需保护项目。这使我国成为史诗性项目进入世界名录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史诗资源远不止于此。中国各少数民族史诗数量达到千余部。在21世纪初还新发现一部反映苗族远古历史的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国史诗不仅总体数量惊人，而且单个史诗的体量之大也震惊世界。《格萨（斯）尔》的诗行达到100多万行，比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史诗的总和还要长得多。《格萨（斯）尔》等依然还在民间传唱，生生不息。当中国经由世界遗产名录确认自己世界性的史诗文本和史诗传统后，文学史诗性的多维度同时敞开。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并置于世界文学的辉煌篇章，强调中国人民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民，“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他论述了中国的史诗时代和人民的史诗性创造，提出了“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美学命题。他说：“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是时代对作家艺术家的召唤。

中国青铜艺术也存在再定位再阐释的问题。虽然安阳殷墟遗址及其甲骨文、青铜器等一起于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出土的甲骨文名满天下，但青铜器的名声则稍有不及。事实证明这是被严重低估了的文明艺术，是我们对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艺术释读滞后所致。安阳殷墟仅妇好墓就出土各种青铜器468件。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艺术1989年才面世，出土青铜器480多件。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四川三星堆青铜重大发现，最重要的发布是在1986年，以后陆续发掘至今未完，出土器物艺术想象之神奇，叹为观止，现正积极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云南晋宁带祭祀场景的青铜贮贝、广西与云南的铜鼓、湖北曾侯乙墓的青铜编钟，无不惊绝世界。此外，山西、陕西、河北、湖南、山东等地还有不可胜数的青铜器出土。这是独步世界的青铜文明，它的艺术造型、器具纹饰，琳琅满目、精妙绝伦。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用毕生精力游历世界，包括“花了8年时间，研究并亲自到东方旅行”，用50多年时间，陆续写作出版共计11巨卷、1500万字的《文明的故事》（一译《世界文明史》）。其中第一卷《东方的遗产》，出版于1935年。作者在论及中国古代文明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他说：“铜器的铸造和修饰成为中国最好的艺术之一。要对中国的铜器一一作介绍，需要42大册才能说得清楚。最初的铜器是用作国家和家族祭典用的器皿，后来，演变成成千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品。中国的铜器之精美，只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堪与媲美，也许只有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berti）为佛罗伦萨的洗礼堂所设计的那些‘天堂之门’，才能与之并驾齐驱。”“天堂之门”（东门）是一件青铜平面高浮雕作品，它的杰出艺术成就曾令米开朗基罗惊叹并深刻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众多伟大艺术家。中国著名学者李学勤也在他的《青铜器入门》一书中说：“古希腊的石雕艺术，其造诣是后人永远无法超越的。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工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作品，同样可称是举世无双。”这两个判断，是有世界艺术与文明比较视野的学术判断。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这些判断，并且需要用有力的论证、精准的鉴赏、深入的解读、艺术的阐释和可信的比较来呈现青铜艺术的伟大成就。这将极大地丰富中国文明的世界美学高度的艺术价值与内涵。正在不断“上新”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和尚待揭开面纱的安徽武王墩墓考古都在增添、展示着这种可能性。

文明之美与文明交流互鉴

呼应“一带一路”倡议和文明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我们应将“文明之美”推向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以“文明之美”推进人类文明“美美与共”

呼应“一带一路”倡议和文明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我们应将“文明之美”推向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在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有22处遗产点。它们是丝绸之路从开通、发展到繁荣、鼎盛时期的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典型代表，见证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文化交融、科技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文化价值，是中国最早参与推进全球化的历史见证。

“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连结世界的新纽带、新桥梁、新渠道、新路径，也是世界遗产复兴、激活其文明功能，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展开开放的区域合作，维护和壮大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是当今世界文明互鉴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精神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和揭示了它的文明本质：“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十余年来，这一新时代的文明实践与不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互动互鉴，具有深远的世界性意义。如：“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中国希望以‘一带一路’为双翼，同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这些论述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文明关联性，和它们共同的贯通古今中外、贯通世界各个地域各种文明各国人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揭示得淋漓尽致。

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加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可以延伸、扩展这些宝贵资源的价值和内涵，整合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实现对古代文明“丝绸之路”当代性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也是以“文明之美”推进人类文明“美美与共”的杰出范例。

（作者：向云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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